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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化的历史源头以及与吴文化的关系

 

 苏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一万年以前,先民们就已生活、劳动在这块带有原始气息的土地上。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他们已经创造出内涵丰富、富有特色的原始文化,水稻的种植、纺织技术的发明以及四五千年前技术高超的制玉工艺的出现,无不透露出重要的信息:这里是我国水稻种植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曾经创造出足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辉煌的原始文明。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吴文化又在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发展兴盛起来,苏州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历史事实证明,苏州文化在吴文化中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苏州文化的历史源头
    苏州历史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来,又历经了新石器时代的几个时期。这相对于后来的吴文化来说,可称之为“先吴文化”。在此基础上,随着泰伯奔吴带来了当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并与之相融合,才产生了吴文化。苏州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由此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山旧石器文化
    1985年春,吴县三山岛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上的空白,把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类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前推至旧石器时代,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1985年我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同时,三山岛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示了太湖地区一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也揭开了苏州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帷幕。
    三山岛位于苏州市西南约五十公里处,是太湖中的一个小岛,由大山、行山、小姑山相连而成,隶属江苏省吴县东山乡(今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石器的出土地点在岛西北端清风岭下一个溶洞前的湖滩上,发掘面积三十六平方米,出土石制品计五千二百余件。从出土石器分析,石制品的原材料主要为燧石、石髓、玛瑙等,种类包括加工成型的石器工具、生产坯件的石核和石片以及丢弃的废片,其中石器工具又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锥、钻、雕刻器、砍砸器等。这些石器的主要特点是个体小,砍砸器数量少、重量轻,从刃缘部分看,它们不适于砍斫树木或挖掘块根,而更像是一种敲砸工具或加工其他工具的锤子。在工具组合中,刮削器数量多、品种全,其中复刃刮削器占多数,属于可割、可切、可刮、可削的多用途工具;凹刃刮削器很有特色,适于加工木质和骨角质器物,是加工鱼叉和鱼钩的理想工具;端刃刮削器、盘状刮削器和似拇指盖状刮削器被认为是加工兽皮的工具。尖状器数量少,但较为精致,可能是对刮削器功能的一种补充,起剔挖和穿刺等作用。锥、钻的存在表明,当时可能普遍用兽皮制作衣服和制作穿孔的装饰品。从石器工具组合的整体判断,这一文化反映了一种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形式。在渔猎经济中,似乎又以捕捞为主,狩猎为辅。(参见陈淳、张祖方等《三山文化——江苏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集刊》总第九期,并见陈淳《太湖地区远古文化探源》,《上海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
    根据三山岛旧石器遗址各方面材料的分析,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处石器制造场。除了在此生产石器外,原始先民还将此地作为季节性的居住营地,常在气候适宜和食物丰富的季节来此作短期居留,并在制成一批工具后再离去。
    值得指出的是,三山岛旧石器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器,没有合乎逻辑的迹象来解释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三山岛原始先民可能在全新世海浸开始后不久即已离去,之后取代他们到此定居的,已经是获得了崭新经济手段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了。尽管如此,可以肯定,至少在晚更新世末期,太湖地区已成为了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这同时表明,三山文化是迄今所知苏州历史文化的最早源头,包括苏州在内的太湖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目前,考古学界对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依次为:马家浜文化(约距今七千至六千年)、崧泽文化(约距今六千至五千三百年)、良渚文化(约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年)。苏州地区发现的草鞋山遗址、张陵山遗址、梅堰遗址、龙南遗址、赵陵山遗址等,即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一)马家浜文化时期:以草鞋山遗址为代表
    草鞋山遗址位于阳澄湖南岸、吴县(今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东北约两公里处,因遗址中心土墩草鞋山而得名。1972年9月和1973年4月,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居住遗迹、墓葬和大量遗物。遗址总面积为四万四千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十一米,可以分为十层,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时期。其中,第八至十层为马家浜文化层,第五至七层为崧泽文化层,第二至四层为良渚文化层,直至进入春秋时代的吴国文化层。这个遗址的文化序列,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开始到太湖地区早期国家的繁荣阶段,几乎跨越了太湖地区、长江下游先秦历史的全部编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草鞋山遗址是一幅埋藏于地下的完整的历史画卷,为长江下游地区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把标尺。
    在马家浜文化时期,草鞋山的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草鞋山遗址第十层发现了一处由十个柱洞围成的圆形居住遗迹,房内面积约六平方米。居住遗迹有柱洞、木桩和木板。木桩树立在地面上,应是房屋的柱子。有些木板上留有明显的砍劈、锯截的加工痕迹。在木桩周围发现印有芦苇痕迹的烧土块、草绳、用草绳捆扎的草束、芦席、篾席等实物。这些遗迹说明当时已直接在地面上建造房屋。房屋盛行木架结构,在柱洞的木桩下衬垫一两块木板,以芦苇为筋涂泥成墙,再用芦苇、草束盖顶。其平面布局类似现在江南农村的看瓜竹棚。
    草鞋山的早期居民已经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了。1992年至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草鞋山遗址发掘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稻田遗址,在发掘的一千四百平方米面积中,发现了一至十多平方米不等、多数为三至五平方米的呈椭圆或长方圆角形的小块水田,以及多组由水口、水沟与水井、水塘等相连接构成的水田灌溉系统。这片水稻田是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开垦的农田遗迹。而且在马家浜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含炭化稻谷粒的土块,经鉴定,除籼稻外还有人工栽培的粳稻,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之一。
    原始的手工业也已经出现。遗址中发现的三块已经炭化的纺织物残片,是迄今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纺织品实物。经鉴定,纺织品的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麻,织物为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品,花纹为山形和菱形的斜纹。它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粗麻布,显示了较高的织造工艺水平。
    采集和渔猎仍是当地居民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了水生植物菱的茎部和果实,果实比现在的圆角菱略小。这一文化层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骨,最多的是梅花鹿、麋鹿、野猪、牙獐和水牛。梅花鹿、麋鹿和野猪都是林栖动物,牙獐和水牛是爱好在近水区域生活的动物。由此可以推断,当时这一带覆盖着原始森林,分布有河流、湖泊和沼泽,水中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根据狗、水牛骨的出土,结合同时期吴江梅堰遗址的发现,可以知道,当时已经开始饲养家畜。
    在草鞋山下层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葬一百零六座。当时盛行单人俯身直肢葬,多数头部向北。有些头骨用釜、钵、豆、盆等陶器覆盖。随葬品一般都很少,主要是日常生活用的陶器。在这一百零六座墓葬中发现了五座同性合葬墓,三座为女性,两座为男性。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女分区埋葬的现象表明当时盛行对偶婚制,在这种婚姻制度下,本氏族的男女不准通婚,男方必须到另一个氏族中去寻找配偶,死后归葬本氏族。氏族成员没有或只有极少量的随葬品,说明当时还不存在贫富差别和财产的私有观念。
    (二)崧泽文化时期:以草鞋山、张陵山、梅堰遗址为代表
    大约六千年以前,苏州地区的氏族部落相继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反映这一时期文化面貌的,除草鞋山遗址第五至七层文化外,还有吴县张陵山遗址、吴江梅堰遗址等。
    张陵山遗址位于吴县甪直镇南的淞南张陵村砖瓦厂南隅。张陵山有东、西二陵,人称东山和西山,其实是两个相距约百米、高出稻田约六米的土墩。1956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古文化遗址,次年南京博物院进行了复查,面积约六千平方米。1977年5月,南京博物院对西山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崧泽文化墓葬六座和良渚文化墓葬五座,出土文物二百一十一件,其中一件良渚文化早期玉琮,具有重要研究价值。1982年、1984年南京博物院甪直保圣寺文保所又分别在东山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崧泽文化墓葬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一座,出土文物较为丰富。张陵山遗址是太湖流域的著名文化遗址。
    梅堰遗址位于吴江市梅堰镇东北袁家埭,又称袁家埭遗址,西距太湖三公里余,面积约六万平方米。由于1958年、1959年前后人们在此曾发现过大量的兽骨和鹿角,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遂与苏州市文管会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并采集到石、玉、骨、陶器等各种文化遗物四千余件,分属新石器文化各个时期。
    综合以上各文化遗址情况可知,随着生产经验的逐步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崧泽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一时期,生产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种类增加,且大多磨制精致,大型厚重的磨光穿孔石斧增强了人们垦辟土地的能力。吴江梅堰遗址中出土的石耘田器表明人们已注意加强水稻的田间管理和中耕除草活动。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中随葬有储藏粮食用的五口大陶缸和一口大陶瓮,反映了农业产量的提高。
    手工业的发展以制陶业表现得较为明显。当时陶器的制作普遍采用慢轮修整,有些已采用轮制技术。陶器器形丰富,种类繁多,器物的纹饰趋于复杂。
    草鞋山遗址崧泽文化层共发现九十五座墓葬,分为南北两区。墓葬一般头向东南,盛行仰身直肢葬。与马家浜文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墓葬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墓葬中大多附有随葬品,且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相当普遍,多者达二十五件,少者仅有一两件;二是部分墓葬中除随葬有陶器等外,还随葬了猪下颚骨,这可视作个人财富的象征;三是发现了两座男女合葬墓,按男左女右排列,其中一座女性侧身埋在仰身男性的旁边。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崧泽文化时期,草鞋山遗址的居民已出现了贫富分化,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婚姻形式已是一夫一妻制,女子开始成为男子的附庸,父权制已经确立。
    (三)良渚文化时期:以草鞋山、赵陵山、龙南遗址等为代表
    良渚文化时期,苏州地区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
    龙南遗址位于吴江市梅堰镇龙南村西南,北距袁家埭遗址两公里。1984年冬,因修筑公路,在农田挖渠取土时发现此遗址。后经苏州博物馆等单位的多次调查和试掘,确认其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现存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龙南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河道、房址、井以及浅穴土坑墓和陶片铺成的道路等,由其布局可以确定这是一处迄今所知最早的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原始村落。根据遗物判断,龙南遗址距今约五千三百至四千二百年,主要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石器制造有了明显改进,不但制作精致、棱脊分明,而且穿孔技术发达,特别是三角形石犁形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犁耕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等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水井,表明原始居民已经掌握了人工灌溉技术。除了传统的稻谷生产外,在苏州周边地区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花生、毛桃核、酸枣、葫芦、芝麻、甜瓜、菱角等植物的种子,说明菜蔬的种植、栽培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竹、草编织物和丝、麻织品。陶器以泥质黑衣陶最具特色,普遍采用轮制,器形浑圆、规整,胎壁很薄,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良渚文化时期,制玉业特别发达,不但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出现了许多大型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成为良渚文化的显著特色。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已掌握了切割、磨制、抛光、雕镂等工艺。
    琮、璧、钺等大型玉器,最早发现于草鞋山遗址的良渚文化墓葬,其后在余杭反山、上海福泉山、常州武进寺墩等地又有更多的出土。琮、璧等玉器并非一般装饰品,而是一种用于祭祀天地的礼器。那些随葬有琮、璧的墓主,在生前当具有祭祀天地的权力,掌握着原始宗教的祭祀权。而钺则为兵器,在墓中被置于死者的手侧,是墓主人生前拥有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因此,包括草鞋山遗址在内的良渚文化大墓中发现的琮、璧、钺等大型玉器,表明墓主是集神权、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的统治者。这种情况标志着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已进入闪烁着文明曙光的时期。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指出,草鞋山上层的良渚文化玉琮,在《周礼》上就有记载,如果不是阶级社会,那也是阶级社会的前夜,已经踏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这个结论,还可以得到墓葬材料的印证。在吴县张陵山、草鞋山和昆山赵陵山遗址中都曾发现了人殉现象。张陵山遗址一座墓葬中,除随葬了琮、璧等玉器外,在墓主脚下还发现了三个人头骨,这当是杀殉的奴隶。昆山赵陵山遗址的人殉现象更为明显。在一批大墓的葬具和墓坑之间有杀殉的人骨架,有两座大墓北端墓坑外埋有两具并列的婴儿骨架。另有十九座墓葬均无墓坑,头向、葬式不一,大多数没有随葬品,有半数的人腿部被砍去,有的双脚交叉呈捆绑状,有的墓主无头,有的仅有头骨,还有一具身首异处、年仅两岁的婴儿骨架。经鉴定,这批人以青少年为主,其非正常死亡的状态表明他们应该是被杀殉的牺牲。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百九十八号大墓,是一个男性附葬两个女性的合葬墓。男性居墓坑中央,两个附葬的女性则分别埋于他的头部和足端,她们应是男性的妻妾,说明一夫多妻制已经存在。而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的产物,只有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如此。由此可见,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占有大量财富、拥有妻妾、杀殉奴隶的特权阶层,他们实际上是最早的奴隶主。草鞋山遗址等良渚文化墓葬材料表明,当时苏州地区的氏族制度已经濒临崩溃,社会发展即将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第二节 苏州文化与吴文化的关系
    在苏州历史上,春秋时期的吴国曾经掀起过一个发展高潮。吴国从一个被中原人鄙视的“蛮夷之邦”,经过历代吴王的发愤图强,竟然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一度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尽管吴国的霸业仅仅昙花一现,但它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影响历数千年而不绝。
    由于先秦时期存在吴国的缘故,学术界将以今天苏南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统称为吴文化。这一提法还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苏南各地的吴文化资源开发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一些地方还以吴文化作为自己的品牌,举办相关活动,以吸引各方投资,推动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出于现实的需要,苏南各市还竞相争夺吴文化中心地位。
    那么,苏州在吴文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苏州文化与吴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一、吴文化起源的多元性
    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吴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是中原地区的周文化与江南地区的土著文化有机融合的结果。
    大约相当于商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时,江南地区分布着两支不同类型的土著文化,一支是分布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一支是分布于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
    大约距今四千年前,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趋于衰亡,在太湖地区代之而兴的是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指以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一种以印纹陶为主的青铜时代文化。它不仅与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基本相同,而且其遗存大多压在良渚文化之上。就内涵而言,马桥文化中盛行的圈足器、平底器、三足器在良渚文化中即大量存在;炊器都是以鼎为主,还有甗和釜,没有鬲;马桥文化陶器上的各种刻划符号有的与良渚文化中的完全相同;两者的基本生产工具都是有段石锛、大型三角形犁形器、半月型石刀、石镰等,质料、形制各方面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认为,马桥文化基本上是继承良渚文化发展而来。但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马桥文化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最主要的是几何印纹陶和青铜文化。这种文化因素的突变,应主要是南、北其他文化因素传入影响的结果。
    约略与马桥文化同时,在太湖以西的宁镇地区还存在着另外一支土著文化,即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源于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较多地集中在中晚期,即距今六千至四千年之间。时代较早的北阴阳营文化,石器磨制精致,主要有斧、铲、锛、凿、锄、刀等农耕工具,反映出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其中石锄和七孔石刀等较为进步的石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属于首见。彩陶也是北阴阳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一时期的墓葬,大多有随葬品,一般在十件以下,有些墓多达三四十件,随葬品以生产工具为主,也有猪牙床随葬。这些情况表明氏族集体制度开始遭到局部破坏,在原本平等的氏族内部成员关系方面也逐渐露出了裂痕。时代较晚的点将台下层文化,出土的石器工具有斧、锛、凿、镰等,多经磨光,精美程度稍逊于北阴阳营文化。尽管在一些地方点将台下层文化压在北阴阳营文化之上,但由出土器物分析,两者之间仍有明显的缺环。相形之下,点将台下层文化与湖熟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点将台下层文化是湖熟文化的直接来源。
    湖熟文化是商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早期青铜文化,因1951年在江宁县湖熟镇最早发现而命名。虽然学术界对湖熟文化的分期存在着不同看法,但一般将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相当于中原商代,后期在西周春秋。因从商末西周开始,宁镇地区出现了勾吴国,按照惯例,凡已出现王朝和国家的地区,其考古学文化一般应以王朝或国族的名称命名,故后期湖熟文化即吴国文化。
    湖熟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包括锛、斧、刀、镰等种类,富有特征的带肩穿孔石斧、半月形穿孔石刀是其典型器物。陶器数量和种类很多,铜器已经出现,有用兽骨和龟甲占卜的习俗。湖熟文化前后两期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也略有区别。不过,正如李伯谦所指出的,“全面分析吴文化与湖熟文化的异同,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共性是主要的,区别是次要的,这些区别不是因为两者在文化性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由于时间早晚差别形成的”(李伯谦《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三期)。
    比较两者的文化内涵可以发现,马桥文化与早期湖熟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与晚期湖熟文化有较多的一致性,尤其是作为吴文化典型遗存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在两支文化分布范围中都大量存在,说明吴文化的形成正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发展的结果。
    当然,吴文化起源的多元性还表现为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尽管中原商文化对湖熟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事实,但导致湖熟文化发展为吴文化的契机,还是周族泰伯、仲雍的南奔建国。
    二、泰伯、仲雍奔吴与吴国的早期发展
    商代末年,位居西北的周族逐渐兴起。周族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之子姬昌自小聪明伶俐,深受古公喜爱,故古公欲传位于季历,以至于姬昌。泰伯、仲雍领会到这个意图,便自动让贤,相率出奔,来到了俗称“荆蛮”的江南地区。或许因为他们拥有较土著居民先进的文化,因而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拥戴,被立为君长,建国号为“勾吴”。这就是吴国的起源。
    泰伯、仲雍向江南土著居民传授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领导人民努力生产,使“数年之间,民人殷富”。他们为了保卫生命财产的安全,还就地起城,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则有三百余里(或谓三十里之误)。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泰伯还企图用周族先进的礼乐文化来改造土著,遭到了土著文化的顽强抵抗。因此,仲雍在位期间,便不得不放弃努力,而改从土著居民的习俗,“文身断发”,从而创造了颇具特色的吴国文化。
泰伯无嗣,吴国君位便传给了其弟仲雍。仲雍三传而至周章。其时正逢周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周族推翻了商王朝而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周武王追尊其曾祖父古公亶父为太王,并寻找出奔江南的泰伯、仲雍的后裔。他得知周章已当了吴国的君主,便加封其为诸侯。周康王执政以后,又对周章的儿子熊遂进行了改封。1958年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所刻铭文,具体地反映了熊遂由吴侯改封宜侯的经过。
    熊遂以后至寿梦上台,历十三世,吴国的事迹如雾中看花,不甚分明。不过,从先秦的史籍中,还是可以知道,吴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春秋初期,吴国竟敢不把威震中原的齐桓公放在眼中,当齐桓公称霸时,居然出现“吴越不朝”的现象;楚庄王在吞并了东方诸国以后,竟然没有威加吴国,反而“盟吴、越而还”。凡此可见,在春秋早、中期,吴国的国力已是不容忽视,而寿梦正是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开始了进一步的扩张。
公元前585年,寿梦继承了吴国的王位。寿梦是一个胸怀大志、富有远见的国王,他不愿蜗居江南一隅,永远被人鄙视为“蛮夷之邦”,因而积极采取措施,改变吴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形象,进而要求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
    寿梦继承吴国王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朝见周天子。自西周中期以后,吴国与周王室的联系越来越少。为了加深周天子和诸侯的印象,加强吴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寿梦专程前往中原朝见天下共主周简王。一路上,他注意考察诸侯国的礼乐文化。所谓“礼”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行为准则,“乐”是祭祀、朝会、行军时演奏的乐曲和舞蹈。通过考察,寿梦为博大精深的中原礼乐文化所倾倒,明显地感觉到了吴国与中原诸侯国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差距,不禁大发感慨,说:“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虽然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知道他回国以后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吸收先进文化,改革落后风习,但从他的儿子季札身上大致可以推知。季札精通中原礼乐文化,在出使中原诸侯国期间,恰当地评论中原歌舞,见微知著,表现出高深的文化素养,因而受到中原人士的推崇,连儒家鼻祖孔子也极口称赞:“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季札能精通中原礼义和先进文化,必然受过系统的教育,这与其父寿梦的倡导、传播和推广应是分不开的。
    寿梦二年,吴国接受晋国的帮助,培植军事力量,开始了对楚国的战争。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在国内遭到迫害而逃往晋国,矢志报诛族之仇。他请求晋国国君出使吴国。在中原诸侯的争霸战争中,晋、楚两国早已针锋相对,是一对宿敌,申公巫臣逃奔晋国时,晋国也正在考虑联合位于楚国东方的吴国以共同对付楚国。因此,晋君马上答应申公巫臣的请求,派他率领一队士兵乘战车来到吴国,教吴军御车、布阵的作战方法。吴国地处江南水乡,主要从事水战,对于车战的基本方法是不大了解的。经过训练,吴军的车战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军事实力增强。以此为契机,吴国调整了军事战略,与晋国结成联盟,撕毁与楚国的盟约,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左传》中说:从寿梦二年开始,“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楚大夫)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寿梦非常注重与中原诸侯的交往。在他统治期间,曾多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如公元前576年的钟离之会、公元前568年的善道之会和戚之盟、公元前563年的柤之会等。这些会盟,扩大了吴国的影响,促进了吴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吴国的开发,使吴国日益壮大,从而为以后吴国争夺霸权、取得诸侯盟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寿梦有四子,依次为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季札贤明,才能出众,深得寿梦欢心,因此寿梦有意将王位传于季札。但是,季札认为这样做不合礼义,坚决拒绝。寿梦临终前与诸子约定,王位兄终弟及,这样就使季札可以继承王位而没有拒绝的理由。随着诸樊、余祭、余昧的相继去世,照理应由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再次拒绝,并逃回自己的封邑。一群无奈的大臣,只好推举余昧之子州于继位,是为王僚。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王位应由诸樊传公子光。因而,王僚的继位引起了公子光的不满。他认为,寿梦让王位兄终弟及,无非是要传位于季札。如今季札既不肯即位,那么按理应由自己继承王位。所以,他对王僚阳奉阴违,私下培植自己的势力,准备通过政变的方式夺取王位。
公子光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作为吴国的将军,他曾率军破楚,屡立战功。特别是在公元前519年的吴楚鸡父之战中,公子光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吴军打败了数倍于己的以楚国为首的七国联军,这是春秋时期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凭借赫赫战功,公子光为夺取王位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515年春,王僚派两个弟弟公子掩余和烛庸率军攻楚,又派季札出使中原以观察诸侯的态度。楚国听闻吴师来犯,立即调动军队进行抵御,前后夹击,把吴军围困起来。听到这一消息,公子光认为机会难得,便发动了一场夺权政变,史称“专诸刺王僚”事件。公子光自立为王,号阖闾。
    三、阖闾扩建都城与吴国的兴衰
    勾吴的最早建国之地,学术界争议很大,有太湖地区说、宁镇地区说、宝鸡地区说等多种意见。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我们认为泰伯、仲雍建国宁镇地区说似更为合理。其后吴国的都城有一个逐渐东迁的过程,先秦古籍《世本·居篇》称:“孰姑徙勾吴”,宋衷注谓孰姑即寿梦,则今苏州为吴都是从寿梦时候开始的;《史记正义》谓:“寿梦卒,诸樊南徙吴。”据此,苏州始为吴都是诸樊在位期间的事。无论取哪一种说法,公子光发动夺权政变自立为王都发生在今天的苏州。因此,阖闾上台以后,鉴于吴国地处东南、江海为患的情况,委派伍子胥主持扩建都城的工作。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原有的城邑扩建成一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阖闾大城。城内街衢宽广,河道纵横,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阖闾大城成为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都城的扩建,促进了吴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吴国的强大以及争霸事业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其后两千五百年间苏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政权,唯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吴王还实行了“厚爱其民”、治国兴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举其要者,如任贤使能,举用伍子胥、孙武等贤明人才;收揽民心,“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励行节俭,减轻百姓负担,由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发展生产,积极推行伍子胥所提出的“实仓廪”的主张,鼓励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重视水利的兴修,使吴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振军经武,加强军事建设,精选士兵,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而使吴国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天下劲旅。在城郭立、守备设、仓廪实、兵库治的基础上,吴国开始了西讨东征的争霸途程,短短二十多年间,先后取得了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的赫赫战绩,创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吴王夫差在位期间,吴国虽然在黄池之会中争得诸侯盟主之位,但由于长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越军的进攻面前,吴军迅即溃败。公元前475年,在击溃吴军主力以后,越军乘胜直逼姑苏城下,包围了吴国都城。前后不过两年,吴都失陷,吴王夫差自杀,吴国为越国所灭。 
    吴国的崛起并趋于强盛,在历史的长河中仿佛昙花一现,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苏南为核心的区域文化之所以名为吴文化,便是因为吴国的缘故。
    综上可见,苏州文化与吴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州在吴文化中有着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此后发展起来的苏州文化是吴文化的内核与精华,尤其明清时期的苏州文化是吴文化辉煌的标志,在吴文化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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