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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

 

从有文献记载以来的历史看,自先秦到十九世纪中叶,苏州先后成为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苏州文化始终主导着吴文化发展的方向。纵观苏州文化发展之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各具特色,概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中心、六朝唐宋时期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与文化重心的转移、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近代以来由中心到腹地的蜕变。

 

第一节 南方的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代的苏州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苏州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距今已一万余年。其后,江南进入一个序列清晰、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先后有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但从考古资料看,苏州大多处于文化的边缘。直至勾吴国建立以后,苏州的中心地位才逐步形成。

 

       关于勾吴国的早期历史,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在考古材料尚无法完全否定文献的情况下,我们暂以文献记载为主。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勾吴国是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为了让位于三弟季历(周文王之父)而奔荆蛮所立。最初,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应该说是个很小的部落。

 

       自太伯历经十九世,传位到寿梦。此时已经进入春秋中后期,中原的东周王朝已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国争霸时代,中原霸主先后换了三位: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僻处江南一隅的勾吴国,由于长江天堑的保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国力日增,疆土渐拓,寿梦争霸的欲望也愈益强烈,遂于公元前585年正式称王,是为吴国确切纪年之始。

 

    寿梦称王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打破了吴国孤悬化外的封闭状态,开辟了吴国与中原诸侯交往的新时代,从而大大加快了吴国发展的进程。寿梦称王的当年,就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寿梦十年,寿梦首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应寿梦之请,鲁成公为其演示周朝礼乐,寿梦观后感慨地说: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吴越春秋》卷二,《左传》成公十五年)巨大的文化差距,进一步激发了寿梦追赶的念头。通过武力征服与政治会盟,到寿梦去世的时候,吴国已经发展成为可以与楚国相抗衡的南方大国。

 

       寿梦之后,先后继位者有诸樊、余祭、余昩、王僚,共计四十六年,吴国与相邻的楚越两国始终处于交战状态,诸樊、余祭均死于战争。在这种血与火的战争中,吴国的国力不断强大起来。公元前515年,诸樊之子公子光发动政变,刺杀王僚,即位为王,史称阖闾(公元前514-公元前496年在位)。 

       阖闾是吴国争霸过程中功勋最大的国王,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以及后来的勾践并列为春秋五霸。为了适应争霸的政治需要,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强国霸王之术,即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所谓立城郭,也就是在阖闾即位的公元前514年令伍子胥建造大城(时称阖闾城。关于吴国迁都,另有寿梦迁都和诸樊迁都之说,据此似可推断,吴国迁都可能经过了寿梦、诸樊、阖闾祖孙三代的努力才得以完成),从此苏州成为江南吴国的政治中心。

 

       作为江南大国的政治中心,吴国开放式的用人政策,使得苏州在春秋后期吸纳了其他诸侯国家最杰出的政治人才和军事人才,齐国的孙武、楚国的申公巫臣、伍员(子胥)、伯嚭等人是其突出代表。申公巫臣及其子狐庸早在寿梦二年就由晋国来到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狐庸还担任了吴国的行人,掌管外交事务。伍子胥出身于楚国世代忠良之家,其祖父曾经辅佐楚庄王一鸣惊人,成为一代霸主。只因奸臣陷害,王僚五年(公元前522年)伍子胥被迫亡奔吴国,结交公子光。公子光即位后就被任命为行人,与谋国事,在吴国活动达三十八年之久。(《史记·伍子胥列传》)孙武乃齐国将门之后,早年因战乱辟隐深居于吴国,写下著名的十三篇兵法,后经伍子胥举荐被阖闾委以将军。即使是被后人视为奸佞之人的伯嚭,也在阖闾元年来到吴国,被吴王任命为大夫,与谋国事,参与对楚作战,并取得胜利。(《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可以说,正是这些杰出人才的聚集,才成就了吴国的霸业。

 

       对于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后人一言以蔽之,春秋无义战。此时的战争虽然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但战争却在客观上造成了诸侯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文化交融。孙武、伍子胥等人带来了齐楚等军事强国的兵学思想和先进政治制度,而苏州发达的宝剑冶铸技术也为其他国家所欣赏。《战国策·赵策》盛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庄子·刻意篇》亦云: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当年吴国季札出使中原诸国的时候,徐国国君就对季札的佩剑欣羡不已。今天,考古工作者已经在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多次发掘出吴越之宝剑,可证文献记载之不虚。虽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汉书·地理志下》),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的文化已肇其端。常熟人言偃(字子游,公元前506-前443年),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在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列文学之首。言偃精于礼,注重礼乐教化,曾在中原诸国传道讲学,晚年回到故乡,将儒学传入南方,吴人闻风向学,从之游者以千计(杨载江《言子春秋》),从而实践了孔子所谓吾门有偃,吾道其南的愿望。言子也因此而赢得了南方夫子的尊称,成为与太伯、仲雍一样对江南文化具有创辟之功的文化始祖,受到后人世代的馨香膜拜。另一位积极将儒学传播到江南的是鲁人澹台灭明,这位因为貌恶而曾被孔子冷遇的弟子,却因其耿介的品质受到言子的激赏,最后又受言子之感召而来到太湖之滨,讲学授业,弟子达三百余人,名施乎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今天苏州城南的澹台湖即其遗迹。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一举灭吴,并将都城迁徙至苏州,随后北上争霸,成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越国在苏州的统治一百七十二年,公元前301年楚国攻占苏州,并在此设立江东郡,从此,苏州由吴越的政治中心降为楚国的边缘郡县。

第二节 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与文化重心的转移:六朝唐宋时期的苏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苏州成为会稽郡属下的吴县。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中原的黄河流域,而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县,虽然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但就整体而言,周边广大的地区还是落后于中原,据司马迁所见: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政治上的边缘化与经济上的落后,使得苏州在吴越争霸达到鼎盛之后,忽然沉寂下来,时间长达五百多年,直到孙吴建立江东政权之后,苏州才重新得到开发,恢复其中心地位。

 

        东汉末年,孙策渡江东下,开创霸业,其中心就在吴郡。孙策去世后,其弟孙权又以吴郡为基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在此,他还派军与刘备联合,在赤壁取得了抗击曹操的大捷,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赤壁之战后,为了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孙权由吴郡徙治京口(今镇江),不久再迁至秣陵(今南京),吴郡从此成为吴国的后方基地和经济支柱。

 

        孙吴政权的建立,使得以苏州为中心的江东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锋镝余生的中原士民纷纷避乱江东,江东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的增长,以及北方流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首先刺激了江东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亩产大米三斛(《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传统的蚕桑业作为家庭副业也非常普遍,江南水乡呈现出与秦汉迥然不同的勃勃生机。晋人左思在《吴都赋》中描述说: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窥东山之府,则瑰宝溢目;靓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苏州近郊狮子山发掘的西晋元康年间的墓葬,随葬了大量的青瓷谷仓罐和青瓷牛厩、猪栏、狗窝等器物,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状况。

 

东晋南朝二百六十多年建都于建康(今南京),中原人口再次大量南迁,至南朝刘宋末年,侨居在长江流域的北方移民达到七十万以上,占当时总人口五百四十万的八分之一强。在北人南迁的浪潮中,江南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宋书·孔季恭传》描述江南的经济状况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千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这与西汉司马迁所见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局面已是天壤之别。

 

        隋唐统一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再次回到中原,但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江淮与中原的联系桥梁,有力地促进了江淮经济的发展。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北有藩镇割据混战,西有吐蕃攻袭侵扰,国家的经济中心逐步南移至江淮地区,朝廷财政百分之九十仰给于江淮,正如德宗时韩愈所云: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而在江南地区,又以苏南浙北的三吴最为发达,杜牧说: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樊川文集》卷十四)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白香山集》卷五十九),故有首冠江淮之称。唐代将全国州郡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辅为京畿之地,其他各地根据其经济实力和军事意义而确立其等级,苏州由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唐初由上州升为紧州,大历十三年(778)又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所以,南宋苏州人范成大在《吴郡志》卷五十说: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 

        顾颉刚认为:自隋炀帝开运河,苏州已趋繁荣,惟以唐代都长安,相去太远,联系不紧,故不能太盛。自钱镠国吴越,北宋都汴梁,南宋都杭州,物资取给于苏州者日多,故末世遂驾唐而上矣。(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宋代江南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田间管理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推广,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经济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太湖流域的粮食产量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北宋范仲淹说: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苏州学者方键推算,宋代二石折计今量,应为三百五十七市斤,如以稻谷计则为七百一十四市斤。他还根据自己对苏州吴江所作的实地调查提出,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江南地区稻谷产量仍在六百至八百斤上下徘徊,仅少数高产田块达到一千斤以上。也就是说,宋代江南的亩产量延续了近千年仍未有重大突破,其略超过明清的亩产量。(高荣盛《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前言)范仲淹所说亩产二石还是就中等年成而言,如果遇到丰年,产量会更高。宋史专家朱瑞熙曾经推断:宋代苏州、湖州年产粮食约在一千万石以上,如果按照南宋人口在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户计算,那么苏湖二州每年出产的粮食几乎可以分给全国每户一石,而实际情况可能还不只如此。所以,南宋年间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宋代苏湖熟,天下足谚语的形成》,《农业考古》1978年第二期)农业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苏州城市的繁华。北宋一百多年中,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到南宋时,苏州更与都城临安(今杭州)并驾齐驱,在民间赢得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吴郡志》卷五十)的赞誉,这充分表明到了南宋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确实已经成了国家的经济中心。

 

        六朝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开发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民风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由尚武到尚文的转变。《汉书·地理志下》云: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勾吴国的专诸与要离。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项羽的骨干力量也是以吴县为中心招募的江东八千子弟。汉初在镇压了吴楚七国之乱后,名将周亚夫也不得不承认:吴兵锐甚,难与争锋。(《史记·吴王濞列传》)直到三国时期,轻死易发仍然是吴人所崇尚的一种风气。吴国灭亡后,江南士族就被视为亡国之余(《晋书·周处传》),在政治权益与社会门第方面受到北方士族的严厉钳制。虽然永嘉南渡时王导曾刻意笼络南方士族,但这仅仅是一种权宜的政治策略,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南方士族遭压制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在北方士族的压制之下,南方士族虽经多次抗争,皆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选择了朝隐这个心灵的乐土。在此心态支配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阶层所摈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方士族新的价值取向。刘宋时吴郡张畅,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其从兄张敷性整贵,风韵甚高。(《宋书·张敷传》)陈朝时吴郡人陆缮,仪表端丽,进退闲雅,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陈书·陆缮传》)。苏州士族的优雅仪表和风度已经成为当时上流社会所仿效的对象。

 

六朝时期吴文化的转型除了南北地域之间政治权益的矛盾之外,还有来自江南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由于中原士人的南迁、国家教化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的士人群体迅速壮大起来,有学者曾检索《后汉书》《三国志》等书,发现吴郡和会稽两郡有案可稽的士人就达六十余人,其中不少人在思想文化和经学领域卓有建树。(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孙吴时期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家族,虽然都是官宦豪族,但又同时都是文化士族,与太湖西南吴兴沈氏、义兴周氏等武力豪宗(陈寅恪语)亦可相提并论。吴郡文化士族群体的涌现,已经显示了以苏州为核心的吴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在讲究夷夏之辨的正统观念支配下,建都于江南的东晋南朝尽管在军事上败于北朝,但在政治上却被认为是华夏衣冠所在,奉为儒学之正统,近代经学家皮锡瑞总结说: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皮锡瑞《经学历史》)如果说政治对吴文化的影响主要还局限于上层士大夫阶层的话,那么经济对吴文化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带动整个社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的变迁。六朝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逐步发展,个体家庭生存能力的增强,社会的基本单位进一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血族关系不再被人重视,而经济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考量的重要内容,人们不再盲目地将血亲复仇视为自己的绝对义务,他们学会了权衡利害,懂得了珍惜生命。如果说两晋时期江南士族尚文观念的形成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无奈的话,那么南朝以后,黜武尚文则是新经济形势下的自觉选择,而且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已经影响到社会的下层,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丕变。《隋书·地理志下》在谈及隋初吴郡等地风俗时指出,其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吴文化经过六朝的转型,唐宋时期迎来数百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则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使得江南士人得以肆意科场,对江南文化之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朱长文在苏州府学的《苏州学记》中说: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梁肃《昆山县学记》赞美昆山之学风: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范成大《吴郡志》卷四)高宗南渡后,又将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原士人也纷纷南下。有学者统计,宋室南迁前后,由北方南迁的人口大约在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之间。(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这些南迁的人口集中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正如《宋史·郑瑴传》所言,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这一系列的条件使得南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彻底南移。此时南方的文学成就,北方已难望其项背;哲学为南方人的天下,北人几无立足之地;地理学亦以南方为中心;史学则南方远胜北方;美术中的书画、建筑等,更以南方为特盛;就是政治人物亦莫不如此,所以袁桷说:公卿大臣,多出两浙。(《清容居士集》卷十九《陆氏舍田记》)

 

 

第三节 经济与文化的双峰并峙:明清时期的苏州

 

        南宋灭亡之后,蒙古族建立了元朝,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王朝。蒙古族本是游牧民族,长于攻城略地,短于文化建设。成吉思汗时代,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更不懂得汉文,对汉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元朝消灭南宋三十六年之后才恢复科举考试,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最长的一次中断。由于科举不行,所以元朝前期、中期,官员的选拔都是来自汉人所鄙视的不入流品的胥吏,江南的科举功名和文化成就进入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但是在经济上,元朝苏州还是比较繁荣的。据马可波罗所见:苏州是一颇名贵之大城,居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恃商工为活。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哩,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良城也。此城名称苏州,法兰西语犹言,而其邻近之一别城行在,则犹言,因其繁华,故有是名。(《马可波罗行纪》)在元代,苏州士人除了充任儒吏、教官之外,别无他途,所以大部分滞留在乡里,过着一种悠闲富足的生活,而且朝廷在赋税上对江南地主采取优惠政策,据潘耒《送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记载: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所以,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张士诚割据苏州,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实际上是为迎合那些过惯了平静优裕生活的士人阶级,而后来张士诚降元,也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明初苏州杰出诗人高启在诗中赞美苏州说: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可以说高度概括了明清两代苏州经济、文化之特征,而这经济与文化两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支撑也正是苏州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

        高启的诗歌具有一种豪情奔放的盛唐气象,其诗句所赞美者未必写实。事实上,明初一百余年,苏州还是处于沉寂恢复阶段,直到十五世纪后期才开始其繁华之旅。苏州人王锜记载了明代前期苏州的发展过程: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惑。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寓圃杂记》卷五)到了十六世纪初,苏州的繁华更是无与伦比,唐寅《阊门即事》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到了清朝前期,苏州已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治苏》云: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同时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四聚之中,市肆繁华以苏州为最。康熙末年,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一路南游,唯独对阊门市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南游记》中说: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刘大观也认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李斗《扬州画舫录》)。苏州向以园林名世,而时人却以市肆作为苏州之代表,可见其商业之发达,更在园林之上。乾隆二十四年(1759)苏州人徐扬创作的写实画卷《盛世滋生图》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盛况:画面有熙来攘往的人物一万二千多人,可辨认的商铺二百六十余家。范金民对此画研究后发现:清前期的苏州,是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全国著名的丝绸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全国最大和最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销中心,江南地区最大的粮食消费和转输中心,全国少见的金融流通中心、刻书印书中心,颇为发达的金银首饰、铜铁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开风气之先和领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独步全国的美味美食饮食中心,设施齐备、服务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江海学刊》2003年第五期)

        宋元时期苏州地区的经济重心,仍以发达的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特色,但至晚明以后,随着全国市场的发展以及苏州优越的商业中心地位,苏州开始以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知名。苏州的生活富庶和工商业发达,与十六世纪以后全国市场的成长以及苏州在全国市场中的关键地位密切相关。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沿岸的华中地区,形成了日益密切的市场网络,至迟在十八世纪初,全国市场的架构已基本完成。清代前期的全国市场,是由三个主要商业网络所构成。一个是以长江中下游航道为干道而组成的东西向国内网络,一个是以京杭大运河、赣江、大庾岭商道为干道组成的南北向国内网络,另一个则是由东北到广州沿海的海运网络。以这三个商业网络为主轴,构成了当时的全国市场。(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台湾大学文学院编《文史哲学报》总第四十三期)而这三个商业网络恰好交汇于苏州地区,苏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全国市场的中心。与此同时,十六世纪以后世界地理的大发现,武装走私海商将江南地区卷入了世界市场的网络,巨大的海外市场进一步促进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并诱发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乾隆二十七年(1762)《陕西会馆碑记》赞叹说: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由此可见苏州作为全国商业之中心,其繁盛局面已非一般城市可以相颉颃的了。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中(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这种等级社会并非身份世袭,而是可以转化的),明清苏州商业繁盛的意义,已经超出纯粹的经济范畴,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明朝中叶开始,人们不断地公开质疑士商地位高下之分的合理性,对商人的品质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更为重要的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已经跨越了士商之间观念上的鸿沟,两大阶层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越来越普遍。明代苏州人黄省曾就说: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吴风录》)清代士商相混的现象更为普遍,苏州二十六位状元,竟有六位属徽商后裔。即使商人子弟进入仕途,其家庭成员仍不放弃业贾。经商与入仕成为江南人迭相为用、振兴并维系家族兴旺的不二法宝。苏州发达的工商业,以及商人对文化的积极投入(包括培养子弟,致力于科举考试、刻书藏书等等),使得明清两代苏州的文化成就也达到了鼎盛局面,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中心。苏州下属的常熟县素有藏书之乡方志之乡的赞誉,毛晋的汲古阁被推为海内藏书第一家。清代全国共有一百一十四位状元,而苏州独占二十六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省份的状元数,难怪苏州人会自豪地称状元为苏州特产。苏州人不仅善于考试,更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这里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顾炎武,其思想和学术主张对清代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著名的士人组织复社即以苏州为中心,其活动影响了明末政局的发展。明清两代文坛中诗、词、散文、戏曲、小说等领域曾经涌现了一个个特征鲜明的流派,在这些流派中,苏州人往往就是其中的领军或中坚人物,如明初杰出诗人高启、明代散文前七子中的徐祯卿、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唐宋派中的归有光、昆曲创始人魏良辅、与汤显祖齐名的传奇作家沈璟、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三言的作者冯梦龙、清初诗坛上的钱谦益、吴伟业、著名小说评论家金圣叹、诗歌理论家叶燮等等。至于在书画、雕刻、刺绣等艺术领域,苏州人更是将其精细灵巧的天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苏州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其影响力不仅表现在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观念,苏州人对衣食住行的好恶都可能成为其他地区人们效仿的榜样。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云: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张岱《又与毅儒八弟》云: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不肖生平倔强,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望而知为陶庵,何必攀附苏人始称名士哉?在这种风尚的传播过程中,那些像候鸟一样往返于苏州与其他城市的商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江南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句话一方面说明徽商对江南市镇发展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徽商在江南的势力和影响力。《觚不觚录》所谓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说的就是徽商对风俗时尚传播的角色。苏州已经成为那时全国的雅俗文化的中心,通过商人和其他迁徙的士人,不断向周围区域辐射,左右并推动着其他区域的发展方向。

 

    第四节 从江南的中心到上海的腹地:近代以来的苏州

 

    对苏州而言,咸丰十年(1860)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一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在苏州建立了苏福省,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稳定支撑起了半壁江山。然而,这场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东征,却是苏州士绅的一场噩梦,在他们的各种日记和回忆中,这场战争的名字叫做庚申之难。在这场战争中,苏州死人无数,毁房无数,荒地无数,原来阊门外的商业中心也化为灰烬,苏州的绅商地主纷纷逃往上海的租界避难,庚申之难成了苏州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据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统计,道光十年(1830)苏州府共有实在人丁为三百四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九人,经过庚申之难,同治四年(1865)苏州府的实在人丁锐减至一百二十八万八千一百四十一人,净减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五百零八人,这还不包括妇女、儿童与老人。简单地讲,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苏州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二。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耕地荒芜,农业萧条。同治二年(1863),冯桂芬在《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中说:某等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州可知。两年之后,太平天国失败,上海人毛祥麟送子侄赴金陵参加江南乡试,沿途所见,惨不忍睹:自沪至昆,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而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内亦鲜完善。虎丘则一塔幸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毛祥麟《墨余录》)

       苏州灾难性的破坏相比,上海却在以同样不可思议的速度繁荣起来。咸丰三年(1853)上海租界中的华人只有五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买办、通事和佣人。而当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爆发,使得县城里的有钱人纷纷涌入租界,打破了上海华洋分居的定例,形成租界中华洋杂居的新格局,咸丰四年(1854)租界中的华人增加至两万人。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挺进苏常,江南的缙绅商贾大规模逃入上海租界,以至租界人口激增至三十万,同治元年(1862)又增加到五十万,一度曾达到七十万。这些高级难民几乎携带了家中所有的细软,一起汇集到租界,有人估计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元年(1862),至少有六百五十万银圆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在苏州战火纷飞的年代,上海租界却因为人口与资金的迅速聚集,房地产交易竟然成为商人趋之若鹜的利薮。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战争意外地推动了上海租界的飞速发展,也可以说是苏州等江南城市的资金流出成就了上海的繁荣,寓居上海的苏州人王韬目睹了这一历史的巨变:上海城北(指租界——引者注),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为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从此以后,租界开始由上海城外的荒芜弃地变成了上海城市的中心,上海在江南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普通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间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周武等著《太平天国史迹真相》)

 

    江南中心由苏州到上海的转移,看似偶然,却又是历史的必然。现代城市的发展表明,地理的交通位置、商业的网络范围以及市民的价值取向,是决定城市经济盛衰和城市文化特色的关键因素。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的苏州虽然是长江、运河与海上航运交汇的中心,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村镇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苏州人的精明灵活也是胜人一筹(所谓人性益巧),但是,在封建性的文化体制内,苏州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也仅仅表现为跨地区的内贸活跃和思维的精乖巧思(即俗话所说精于计算),帝国内敛和特权化的社会品格框定了它发展的有限性。苏州这一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及其限制,其根子亦在这里。因此明清江南经济在三四百年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几乎呈现出徘徊不前的状态(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近代中国网专题研究”2005813日)。乾嘉年间太仓浏河口的淤塞,助成了上海沙船海运业的崛起,苏州商业的中心地位已经埋下了衰落的隐患。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之后,海外贸易迅速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上海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咸丰十年(186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因此,苏州的江南只能拱手交给上海,苏州自身也成为上海经济文化的腹地。作为上海的腹地,苏州不仅在经济上受到上海对外贸易的刺激与诱导,大力发展棉花蚕桑种植业,将自己与海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苏州商品性农业和市镇城镇化的长足发展,在文化上,苏州也接受了以上海为中介的西学辐射,从而在这座历史古城中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文化景观。

 

      就西学影响的社会阶层而言,最早接受西学的是上层的士绅阶层。咸丰十一年(1861),因战乱避居上海的苏州绅士冯桂芬在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一方面主张重儒官复宗法复乡职,以传统的制度重建战后的苏州社会伦理秩序,另一方面,他也倡议采西学制洋器,希望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观点后来演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中体西用理论。而佣书沪上墨海书馆的苏州秀才王韬,因长期浸淫于西学而最终半推半就地加入了基督教。甲午战争之后,中学之弊日渐为世人所诟病,苏州学子留学海外的人数与日俱增,据统计,光绪二十年(1894)至1949年,苏州出国留学生共有九百六十六人,所学专业涉及军事、外交、政法、财经、教育、生物、化学、医药、天文、地理等领域。(《苏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他们作为时代的精英人物,对西学的引进和推广作出了先驱性贡献。

 

      除了上层精英的选择性的倡导之外,对社会大众而言,西学的影响更多的还是表现于生活中对西洋器物的崇尚、观念习俗的仿效,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光绪五年(1879)《申报》刊登的《缠足说》,批评缠足为变态之审美,属于衰世之风。光绪二十一年(1895),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上海设立天足会总会,随后苏州等地也设立分会,宣传放足的好处。立德夫人还到苏州来,开会演说,广为提倡。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女子王谢长达发起成立苏州放足总会,并现身说法,证明放足的优点。她与会员分赴苏南乡镇,成立分会,劝导放足。五四以后,妇女放足之风日渐盛行。苏州兰陵女学,青年女子,后竟无缠足者,即中年缠足之妇女者,亦肯解放矣(江漱芳《兰陵自传》,《苏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以上海为中心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苏州的放足新风是如何由城市到乡村渐次深入的。

 

      苏州女子接受现代教育的历史也比较早。王韬在《救时刍议》中就建议各省应该仿效西方建立女学校。光绪八年(1882),美国传教士在苏州创立女子小学——冠英女塾,此后又有其他女校相继诞生,至二十世纪初,苏州形成了创办女学的热潮,据学者统计,清末十余年中,苏州新创办的女学堂至少在二十六所,加上传教士创办的女学堂,至少有二十九所。(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随着女学的不断涌现,二十世纪初人们又在围绕女子教育的宗旨展开讨论,究竟是培养贤妻良母,还是培养女子独立平等的地位,《申报》连续介绍了日本与欧洲各国女子教育的观点,这对苏州女性思想之解放、独立意识之培养,作了一个重要的启蒙教育。苏州女子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一道新风景。光绪三十一年(1905),苏州女界志士在兰陵女塾集会,倡议抵制美货。不久又在钮家巷举行特别大会,三百余人到会,公推王谢长达为正会长。抵制美货的目的非常明确:藉争女界之光,庶免外人之笑。(《申报》1905724日)

 

      近代苏州作为上海的腹地,虽然在经济文化上已经启动现代化的步伐,但是,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这种传统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内的传统成分所占有的比重上,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当西学之风已经在苏州吹拂了几十年,传统的观念在强大的惯性下却一直延续不断,甚至可以说还是占主导地位。苏州一方面女学兴盛,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在撰写地方志时仍然花费大量的篇幅设立《节孝传》,积极宣扬传统的儒家礼教。有些人虽然在观念上积极揄扬西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又践履着传统的道德准则。如积极创办女学的江漱芳,嫁为人妇之后,即大反以前之乐趣,兢兢自守妇道,遵父母必敬必戒之训,竭力承欢于堂前,以免贻羞于戚党,虽有刺激于吾身,不敢有所反对,以全良人之孝道,以尽为妇之职司(江漱芳《兰陵自传》,《苏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由此可见,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具有超越世俗的进步思想,而一旦回到戚党的家族环境中,个人的力量依然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与周围的城市相比,苏州虽然在江南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裹挟之下向前迈进,但步伐明显慢了一拍,它既无法与上海比肩,甚至还不及西邻无锡。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的研究显示,从乾嘉年间到光宣年间,松江、常州、苏州三府市镇数量增长速度依次是松江百分之一百九十,常州百分之一百四十八,苏州百分之一百零六,苏州最慢。(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郁达夫游历苏州后称,苏州只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古都了,这里的建筑和街道,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她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颓废美。(《苏州烟雨记》)到了九十年代,余秋雨又在《白发苏州》一文中,将苏州比做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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